齐一民: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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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齐一民: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

齐一民: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

齐一民◎文

题记:摘自齐一民著,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8月出版的《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天大杂说录》,此文包含在本书第三部分“半懂不懂评艺术”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2001年第1期的《作家》杂志,并被同年的《小说月报》转载。这部小说是依据作者留学加拿大期间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是一个真实反映第一代留学生生活的有趣故事。

(一)

信不信由你。

我说电影是虚拟的艺术,因为我有资格那么说,因为我当过电影演员,而且唯一的一次演出既不是在儿影,也不是在西影、北影,更不是在马戏团,而是在好莱坞,在Hollywood 出品的电影之中。

信不信由你。

(二)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加拿大蒙市(蒙特利尔),与一群走投无路的中国学生。

我们没工作,我们没钱,但我们需要钱,但我们需要工作,于是大家便应征去演电影。

我们去演一部好莱坞制作的名叫《Hilander》第三部的片子。那部片子的头两部据导演说在北美十分有名,由于没看到过片头,不知是何内容,但片尾却看到了,只见一位勇士用一把一尺多宽的锋利的宝剑将他敌人的头颅砍下,之后那头腔中冒出带着金色光辉的鲜血,但即使其中一个没了头,二人还接着拼死搏斗。

紧接着又一束直径一米的光柱直射天空……

那是一部好莱坞式的武打片。

被请去演出的本人,说实在的,并没有在自己负责演出的那几天中看到该片最后的那个情节,因为我们从始至终未能见到该片的主演,也就是手持利剑的那个人。

我们没资格见他,因为他是主演,而我们是Extra。

(三)

在英文中“Extra”是多余的意思,也就是相当于中文所说的“群众演员”。

我是被一个十分有经验演Extra 角色并以之为半职业的上海籍青年带着前去面试的。面试前我心情好一阵激动,默背了数百遍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怕万一失口将明星的地位转让给他人。如果人家问我叫什么,我说错了,将自己的名字说成葛优了,即使自己的演技超群,如陈冲那样在好莱坞一炮打响,到头来人们的印象中那个成功的亚裔影星不是我,而成了葛优。所以记住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十分重要—在试

镜前,免得替他人做了嫁衣。

(四)

当我通报了姓名之后,那个负责挑演员的女子并未将之写到名簿上去,好像她连我们这类演员的名簿都没准备,她只是告诉我,我的角色叫Extra—“多余”,而且是第250 号,也就是说我是第250 个该片中“多余”的角色。至于演什么样的情节,做什么样的动作,她并未具体交待,却问我理解不理解英文的指挥信号,听得懂听不懂导演发布的命令。她使我对导演的印象一下从艺术工作者转变成了一个连或一个团的长官,并使当电影演员的激动转变成了入伍前的亢奋。

然后她给了我们每人一套道具,也就是行头,就是要穿的戏服。那是一身日本消防队员的制服,有头盔、蓝色的衣服和裤子。我死活不穿,说怎么让我演起日本鬼子来了,这是丧失国格的背叛性行为。我的朋友上来劝说,说中日已经友好这么多年了,而且我演的是20 世纪90 年代的现代日本青年,又不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日本太君。他还说人家之所以请我来扮演日本人,是因为在本市找不齐二百多个日本人

来演他们自己。他又开导说,如果人人都有我这种想法,那如何拍抗日的电影,如何拍与德国法西斯作战的电影。如果在电影中人人想当美军而不当德军,那不就成了美国自己打自己,成了内战了吗?那还叫艺术吗?那如何向观众交待?

我听后又琢磨了半天,想在民族大义和成名成家之间尽快找一个平衡点。他们二人见我还犹豫不决,就都急了,问:“你到底想去不想去?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呢!”

“一小时给多少钱?”我问。

(五)

头两天什么戏都没拍,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集体排队领钱。那个数字十分可观,大概相当于每天800 元人民币的样子。本人那时正在失业,所以有人提供白吃白喝外加那样的高薪,着实令我感动。我误以为共产主义提前到来了,误以为“英特纳雄奈尔”已经实现。我还在那两天中萌发了许多不现实的构想,比如自己是否也适合于演德军或是候赛因的阿拉伯部队什么的,那样便可长期地做一份这样稳定的Extra 工作了。我甚至担心万一关于二战的片子全拍完了,人类再也不打什么仗了,自己便又会中途失业。

Extra 的休息室里十分热闹,有几百个身穿各式日本制服的亚洲人有的看上去像医生,有的看上去像屠夫,还有的像教授。其中数本人所穿的这类戏装最有气派,虽然是演救火的,但冷不丁一看颇像日本宪兵,所以所有的人与本人打照面时,都本能地绕道而行。

这也挺牛逼的。

那种感觉特好。

我第一次认识到制服的威慑力量。

(六)

等到第三天还没轮到我们这帮救火队员上场。一会儿扮演医生的被提走了,一会扮演屠夫和政客的被提走了,就是没人来宣布我们的番号。记住,本人在该片中的名字是Extra250。那使我感到几分的心烦,也体会到了有好刀派不上用场的心急。我又开始吸烟了。我想人总是有一种在等得不耐烦时所难于控制的情绪,那可能是动物的本能。我甚至想如果我不是在等待上场演好莱坞的片子,不是急着上场向全球的观众露面,而是等待着被砍头、被枪毙或是被人推出去杀了吃肉喝汤,自己也没耐心再那样无限期地等下去了,因为别人已一一被人推出去枪毙、砍头或杀了吃了,却还没轮到自己,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说本人的头就那么没人愿意砍?本人的肉就那么不好吃吗?

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胡闹!

(七)

与我同去的上海籍朋友却不如我那般急躁,因为他上周刚在另一部电影中演过别的Extra。好像是一家电影制片厂让他去扮演伊朗群众的,由于伊朗也在亚洲,所以导演认定他长得也像伊朗人。我们刚一去,一个真的日本人就与他打得火热,原来他们相互认识。那个日本人在本片中演的是一个流浪汉,这与他的相貌极其相配。他与我的上海朋友一样,也以当Extra 演员为职业。他们一见面就用半通的英语胡侃

起来,说的是他们上周如何在那部伊朗片子中遭遇。那时上海人演的是手持重型机枪抢劫一家阿拉伯餐馆的黑帮,日本人演的是正在馆子中吃饭的群众。本来导演安排的情节是上海人的机枪一响,那个日本人就立即中弹倒下并撕开胸部一个能喷出假血的红色胶囊,但由于那个日本人的胆子太小,在演黑帮的上海人还没开枪的时候他便提前捅破了喷血的胶囊而且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这使导演的意图被全部打乱,不得不现场修正剧本,让上海青年持刀而不是持重型机枪冲入餐馆,那样做既可节省许多子弹,也可不用重新制作日本人用的道具—导演让上海青年从背部将他穿刺,然后再让他转过身来,展示他前胸的血,因为他的胸部已因大出血而大红大紫了。

但听说后来那个日本人还是配合得不好,不是钻在桌下不出来就是冲上来抢刀,所以他们二人最后都被那部戏的导演给开除了。

(八)

随着一声“Extra250 上场!”的呼叫声,我终于上场了。我踏着李玉和英勇就义的四方步一步一观望地步进了临时被征用的拍摄现场。

原以为一进场就会被从四处发出的闪光灯将眼糊住,为了保护视力,我双目将紧闭,却被一声“Hurry Up!”(快点)的催促声将眼皮翻开。

我这才意识到我并不是该戏的主演,而是第二百五十个Extra—多余的配角。

好莱坞的阵式的确不小,整个拍演大厅如一个体育馆那么大,厅中人影四处游动,从道具和阵式分析,可能是在拍一个《Hilander》中的英雄在日本大闹天宫一类的情节,因此调用了几十部警车、救火车,还有考古人员、建筑工人什么的。我原想问问将我们带去做群众演员的那位法裔加拿大女孩为何将警车停到了考古现场,为何救火车与急救车用同一种标志灯之类的问题,但由于她的目光一直没有机会向我

这个方向观望,也就没机会问了。

开演后,大灯和摄像机都被集中在大厅的正中央,因为那里“发现”了一起杀人事件,有一男一女在一具尸体附近徘徊,他们可能正在进行着侦破工作。

我的那位上海朋友是250 个Extra 演员中最最幸运的,由于他是资深的“多余”演员,就被从人群中选拔出扮演那具尸体。演那个角色的确需要一定的功底,因为它并不是具整尸,好像还没头,而且不许乱说乱动。

我的那位前两天刚混熟的日本友人也比较幸运,被选去做维护现场的警卫。他也必须像电线杆子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立,也不许乱动。懂行的朋友都说他是最幸运的Extra 演员,因为他就站在尸体旁边,而且站得最接近角色,因此他肯定能上镜头—Hollywood 巨片的镜头!

我听后十分诧异! 难道我就没上镜头的机会了吗?那我来当演员干嘛! 我十分嫉恨那个被浑身浇满了红色液体并被模拟捅了数刀的、不知头被藏于何处的上海朋友。虽然他的头部不能被收进影片,但地上躺的分分明明是他的躯体! 能上好莱坞镜头的躯体! 这小子平日无所作为,此刻却风光无限,我恨老天无眼!

(九)

戏正式开始后,场上十分紧张,人们都进入了战斗状态。警车在鸣,人影在晃动,一男一女两个角色(他们可能都是配角)在广场中央前后走动,企图侦破那具尸体的来历。他们边走边嘴中振振有词,仿佛一边讨论案情还一边讨论着二人之间的感情。再后来他们也许忘记了案情,索性在我那两个分别扮演尸体和直立警察的朋友的旁边亲吻起来,女的还边亲边激动,差点一脚踩上我那可怜的、在镜头上已经看

不出存在的朋友的头。他好可怜哟。我远望着他,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其他248 名Extra 演员扮演的是那些在大厅中四处晃动的人影。我们被分为若干个小组,在一个既像导演又像工头的大胡子的高音喇叭的指挥下一会儿冲向东,一会奔向西,一会儿从后楼爬上楼梯,在相当于二层楼的高处装成观望有人被杀的现场的好奇群众,一会儿又被派到考古现场的工地上,一个个踏着军步来回走动着维持秩序。

好莱坞的电影摄制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的,那就是在我喘着粗气冲到二层楼,并按照“工头”(副导演)的意图向出事现场指手划脚地表演的时候,摄像机却一直对准那具横在大厅地中央的“死尸”,死活不朝我们演出的方向移动。有一次终于看到镜头朝我们这个方向摄来了,我却被人挤到了人墙后面。当我为了上镜头使劲儿往上一蹿的时刻,导演就立马喊“Stop !”(停)了。

我在维持现场秩序时也惹得整个拍摄大厅Stop 了两次,原因是我本应面冲前来看死人的群众维持秩序—就跟足球赛场上的安保似的,而我却与群众站到了一个方向,将正面留给了摄像机,所以结局是当几十个警察、消防人员的屁股冲着镜头的时候,就见我一个人的脸冲着它,导演只得大喊“Stop”了。

Extra 的我反成了几百人中的焦点。

我超过了已经“死”在地上了的上海朋友,

和那位冰棍似直立着的日本友人。

(十)

刚才所说的只是拍摄的第一天和第一场戏的兴奋,往后就不同了。

当拍到第三天时,我才发觉拍电影是那样一桩苦活、累活和不是人干的活。原来为了一个镜头,竟要拍上八次、十次,甚至十几次。导演哪是在导演电影,而是在建筑工地指挥盖楼。我们反反复复地重复,一遍一遍地重拍。随着他一遍遍“Action”(开演)和“Stop”(停)的口令,以及他副手手中的那个黑色夹板的一次次开合,我们这群“影子”要在那样一个巨大的大厅中一次次地爬上爬下,一次次地走来走去,一次次摔倒了爬起,使弟兄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这倒是其次,可恨的是那台摄影机绝大部分时间跟本扫不上我们这些多余的群众演员。到最后我知道连背影都不会给我们留了,就索性不去做那些简单的形体动作,或干脆在地上坐着不动,结果招来了导演一声愤怒的“Stop !”—他这时的眼睛倒贼尖。

(十一)

当演到第三天后,已经筋疲力尽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十分幸运,没有被分配去演那具尸首、那个警察甚至那两个主要角色。

当尸首也太没自由了,两三天必须一动不动,身上还淌着血水,外加几条吓人的刀口。他在人的脚下横卧,头要显得没有—因为是无头尸。

我们在远处演“影子”的人只要是累了,便可伸腿踢脚,便可伸伸懒腰,或想想未来什么的。可演尸首的要做到真死的地步,要达到死亡的意境,这就难为了我那位以前总是扮演枪手的上海朋友。

有一次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在地上滚动了一下,竟吓倒了许多演围观群众的妇女,因为她们原以为他就是死人。

有一次他明明纹丝没动,导演却数次喊停,因为从镜头上看他的胸部尚在时起时伏。

我向大胡子副导演建议换上一具真正的死尸,大胡子却说那看上去就显得假了。

我不懂他的意思。

我那可怜的总扮演被人击毙者的无辜日本友人也着实令我同情,因为他也被要求一直纹丝不动地站着—在躺着的上海朋友面前。

跟拔军姿似的。

他那本驼的背被要求站成日本兵状,那使他极其为难,因为他的父亲可能就是因为站不直、当不成兵才在二战时移民加拿大的,他本该扮被军人屠杀的角色,而不是军人。

这也为难了他。

我甚至同情那一男一女两个角色,他们虽不是真正的主角—主角正在另一场戏中在异地杀人(剧情的要求)—却被编剧和导演要求在大厅中亲嘴。

他们总共亲了数百次。

在我上海朋友的尸首和我日本友人的军姿旁,在我和几百个人直视的目光之下。

我在远处注意到:他们每亲一次嘴,那具“尸体”便抽触一下,他们每暧昧一次,那个“警察”就抖动一下,于是导演便只得叫停,便只得重拍,我们便只得再爬楼、 再维持秩序。最后有一个Extra 被折腾得真受不了,想一个猛子冲上去杀死那具“尸首”,并顶替那在亲吻中不停摇晃的警察。我一把拦住了他,说他们也都是活人,而且是我的朋友,并解释说在别人亲嘴的时候他们的抖动是正常的,“尸首”

也是男人,何况警察呢。

(十二)

我是演出即将结束的头一天上午才被通知去扮演一个特殊角色的。导演说他临时改变了意图,想让一个Extra 与两个男女角色一同冲下一个地下仓库,目的是探知地下是否还有多余的尸首。

他竟选中了我。

他竟选中了—我。

他,竟选中了我。

导演之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其他两个穿消防服的人已提前回家,他们受不了当Extra 的辛苦,他们不如我的意志坚强。

我—开始绝不服从。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可能那个跟着跑下去的Extra 会按照导演更新的意图在仓库中被谋杀,然后转而扮演第二具尸首,而且即使他不被谋杀,也只能在镜头上留下个背影,而不是正面镜头。因为摄影机是从背后照的,它只拍三人一齐冲下的后背镜头。

同去的中国学生见我那么执意不从,就分头上来劝我甭只往坏处想,要多想点好的,说虽然你现在占着只有一人穿消防服的优势,但这是好莱坞,是拍大片的,你是Extra,是群众。你虽然通过这次出演只会露个背影什么的,但你知道这是在哪儿露的背影吗?是给全世界人看的背影。多少个国家和民族都将看到你的背影啊!你知道你今天的演出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中国人,不,亚洲人占领好莱坞了!你知

道全亚洲、全中国有几个人能享受这份殊荣吗?多少代人的努力啊!多少代电影人的梦啊!中国男演员奋斗了几十年都没能在好莱坞的影片中留下个背影,而你们—他们指躺在地上扮“尸首”的上海朋友—竟然只付出这么一点点(一点点指他在地上只躺了三天),就一步到位地实现在好莱坞留影的梦了。你们多幸运啊!你们知道中国女人要想在好莱坞的镜头上留个背影需付出什么吗?青春!你懂吗?青春!

要脱光才行,即使脱了,也才给咱的女人留个背影!而你,今天却根本不用脱,还穿着异国的制服,这可真不易!你知道人家张艺谋是怎么打入国际影坛的吗?也是靠脱。是在东京放映的《老井》的黑井里脱,是冒着塌方的危险脱的。他要先脱,然后才能光着膀子拥抱电影世界。

无论他们如何苦口婆心相劝,我只是死活不同意只留下个背影,说正因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才好歹要给自己和中国男人留个正面镜头。

大厅中的空气凝住了。

导演不知所措了。

地上的“尸首”坐起来了。

直立着的警察坐下去了。

我成了大厅中几百号人瞩目的焦点,成了《Hilander》巨片中的焦点,即使那只是小小的一个片刻。

(十三)

那年的冬天很冷,那个夜晚更冷,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我和那个上海朋友在寒气中一前一后地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挣完了几天的钱,我们拍完了《Hilander》第三部。一辆school bus—黄色的校车将我们拉回了我们居住的小镇,然后将我们抛在了高速公路上。那时已是次日凌晨。我们需徒步行进两个小时,我们需在刺骨的寒风中、在被冻得已经发青了的冰雪的世界中吞

吐着寒气,一步一步地回家。“尸首”的脚步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我的心也随之怦怦咚咚地跳,虽然跳得极慢,虽然由于天寒我们的四肢已僵,但我们只能一步步咯咯吱吱地向有人烟的那个方向、向有房屋的那个方向走。因为一旦我们停止了脚下的步子,便会被冻死于这最接近北极的小城的郊外。因为我们一旦再也迈不出下一步了,我们便会成为两具真正的尸首。他与我。

一个演尸首的、一个演背影的好莱坞新星。

(十四)

亲爱的读者们,我不得不在此诚实地承认,我在这个小说中言不由衷地唱了一些高调,不由自由地说了一段谎话,情不自愿地编造了一小段情节,不过,那都是为了你们,我亲爱的读者,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为了陪着你们唱唱高调,为了树起一个中国男人在好莱坞中的形象。

我在此承认之前那个情节,也就是导演请我跟着男女两个角色冲下仓库却被我在众目之下断然拒绝,以及被同去的中国同胞开导了一番的那个段子全是在写作中无意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想在纸面上过过当好莱坞明星的瘾,是为了让好莱坞的镜头朝咱中国男人这边借借光,是为了亚洲人不脱衣服就走向世界,当然也是为了,让你们在未弄清事实真像的情况下盲目地崇拜崇拜本人。因为本人知道,这年月人们特

想崇拜别人。

其实如果您是个聪明的人,就本不该那么轻易地上本人的当。您想啊,本人被邀去做Extra—这可是真的—是个最低层的群众演员,我岂敢在那么大的场面下与导演提什么非分的条件。在拍摄现场导演尤如千军中的主帅,有生杀大权,他根本没有可能听本人的理论。何况影片拍到了那个份上,我们已被“囚禁”在外几天几夜,已没了当什么明星、争什么角色的欲望了,我那时(也就是被要求往仓库里冲锋

的时刻)一心只想着两个字—回家。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我已经厌倦了那翻来覆去、反复无常、拼拼凑凑、假模假式、裁裁剪剪的“艺术”了,我只想回家,我只想回家演演真戏,我不想再假戏假做,我想做个真人,我不想再当Extra,不想当多余的人、当影子、当活动的道具、当会动的布景,那实在是太没劲了。

(十五)

我们继续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靠近北极的寒夜下的高速路上。如果那时有一辆汽车从那条路上驶过,我们肯定会被双双辗成真正的尸首,因为我们已经全身发硬,因为我们已无力躲闪从任何方向突然出现的物体,因为我们已经心力憔悴。

我的脑子仍然在思维着、回忆着,我又记起我随着那一对男女角色冲下仓库的情节,但不是我一个人。

当时被导演要求跟着冲下仓库的共有三个人,都是穿消防制服的,穿的都是蓝色的衣裤,头上戴的都是白盔。

我记得我是第一个贴着那一男一女冲下仓库的。我刚一下去,就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因为那下面没有电灯。当我们第二次重复那个动作时,还没冲到楼下,就被导演的一声厉喝“Stop”叫了回去。因为导演发现在奔跑中我曾回头冲着摄像机大笑。当我们第三次冲下楼时,我的心情十分不好,因为我发现其中一个Extra 在冲下楼梯之前,导演让他的助理—一个漂亮的女孩,用毛巾轻轻地将那小伙子脸上的虚

汗拭去了,那是要将镜头对准他的征兆。

于是我就在心中放弃了将目光直视镜头的企图,我只是一遍遍重复着向黑洞里俯冲的任务,又一遍遍上来,到最后,我想的只剩下快快回家了。

现在,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行程,在零下30 度的寒夜。我们终于看到了那片在冰雪的覆盖下冒着几缕热气的房子。

啊,我们到家了,虽然这既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但它却是我们的家。

(十六)

半个月后我便找到了一份薪水颇丰的工作。我是在几百人中脱颖而出被录取的,因为在我的履历表的第一行赫然写着一行大字“我曾在好莱坞巨片《Hilander》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十七)

又过了一年,我开始频频回北京—我真正的家了。在一次从北京回到蒙市后,我的几位好友包括那个上海籍“尸首”,一见我就大笑不止,同时上下打量着我,说我真的有出息了,因为《Hilander》第三部已经在北美正式公映,我已成了真的电影明星了。他们还补充说他们是从一家录像带店中租回了一盘带子,并反复看了数十遍才在片中发现我的。他们在用慢速反复播放了那段一男一女后面跟着几个人跑下

仓库的镜头时,发现有两条腿与我的腿型极像,但由于上面没有人头,而且几个人都穿着同样蓝色的制服裤子,就极难最终判断那两条腿究竟是我的,还是那两个人的。

有一个朋友笑着劝我不要过于悲观,说历史终究会自己证明自己的,如果那两条腿的的确确就是你的,别人想夺也夺不走,今后科学再发达了,给片子做做DNA 分析就会将事实彻底澄清。

我很快就听出了那句话中的嘲讽意味,反唇相讥道:“你知道我的腿是在何处被记录的吗?是在好莱坞的巨片中,即使它的出处尚存争议,但争议的焦点好歹是在Hollywood的巨片之中。中国的男人在好莱坞能插上一足的有几个?何况是插上双足!”

“哈哈!”我们相视大笑。

(十八)

又过了半年,这天我正在蒙市的家中看电视,偶然看到了一部十分好看的武打片的片尾,看到了本故事开始时所说的一个英雄用一尺宽的剑砍敌人人头的那个情节,随后片尾就出来了,打出了《Hilander》第三部的字幕。我这才搞清,原来这才是那部片子的主要情节,那个英雄才是该片的主演。至于我参加演出的那一段,开电视前就已放过去了,我已无缘再去考察其中那双腿到底是谁的了。虽然我也可去录像带店租一盘来用慢速或超慢速核实,但那已经毫无意义,反正正如那个朋友所说,历史是公正的,谁是谁非,该是谁的不该是谁的,自有后人评说。

但是,信不信由你。

(摘自《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天大杂说录》,齐一民/著,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8月第1版,定价:48.00元。ISBN:978-7- 5470-5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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