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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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作者:聂作平

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

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作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

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的沟回。

少年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已:BOY。

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门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出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

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

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纽约时报》一 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启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它一部分上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

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到如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

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对他们的盛大欢迎。

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种隔阂与猜忌的国家。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和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美丽却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

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

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上图),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

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

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启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的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

吴应科

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

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

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

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衷衷。

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

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

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

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

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得干净。

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

这个日暮途穷的zu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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