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员的述说:身穿戎装,我只想能再多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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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消防员的述说:身穿戎装,我只想能再多救一个

  一

彭超说要回茂县的时候,我们正在山体滑坡现场守夜。

台风“鲇鱼”刚刚散尽,空气闷热潮湿,掺杂着一丝腐败的味道。

中队在9月28号接到增援命令,二期士官彭超带领我们三个二年兵随“战保大队“驰援苏村。由于人手紧缺,抵达北界镇集结点后,我们四人便被编入攻坚组,当天晚上就进入了现场。

彼时雨水未尽,主路被堰塞湖漫出的水流淹没,我们只能从北侧竹林进入,然后在滑坡最外围的大树下集结。那里距山体不足百米,巨大的断层一下压到我们眼前。

时至今日,滑坡在山体留下的伤痕仍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每当我想起,它就成为了立在我面前的土黄色高墙,犹如天堑。

在废墟上搜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脚下去,泥水灌进靴子,提脚时粘稠的泥浆又几乎要将靴子黏走。头灯照亮的范围有限,我们只能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把每寸土都踩一遍。

思琪发现第一具尸体的时间是晚上九点。

那个中年男人侧卧在离大树不远的草丛里,左腿缺失,腹腔被外力扯开,内脏散落在四周。

彭超戴上橡胶手套,蹲下去试图把肠子塞回身体。我们仨别过头去没敢看,但随着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思琪还是没忍住吐了出来。

雨慢慢停下来,其余批次的增援力量逐渐赶到。晚上十二点,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整两小时。

俊涛觉得不妥:“两小时,可以再救个人。”

彭超把头灯熄灭,就着大树根把新的敛尸袋铺开,躺上去望着天说道:“救个球,你看看这个现场,都死咯,没得活人。”

俊涛想再说些什么,超哥举起手示意他闭嘴:“全部就地休整,拿敛尸袋垫着睡觉,别着凉,指不定得干几天。”

我们最终没有用敛尸袋,裹上抢险救援服就地躺下。

俊涛压低声骂了句“狗日的兵油子”。彭超08年高中毕业,比我和俊涛大了近十岁,是我们的班长,因为行事保守、经验老道,俊涛总爱这么叫他。

苏村山体滑坡现场

作者供图

那天,交通全部瘫痪,殡仪馆的车上不来,那位肠子漏出来的男人运不出去,只好躺在我们边上的敛尸袋里。这是我第一次和尸体过夜。

俊涛轻声问我:“诶,你说人死了有没有灵魂。”我没有回答,他自顾自说道:“还是有好,不然就什么都没了。”

我对着天仰躺,几滴细雨落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睛,边上的竹林又随着风发出簌簌的声响。

我很累,但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如今躺在这泥里的人,他们或许正准备吃晚饭,筷子已经摆好,锅里的菜还没熟;或许正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执吵闹。然后一切戛然而止。所有的亲人和仇人,在五点钟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同时死去。

半夜,迷迷糊糊间,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这让我突然想起身边躺着的死人,一个激灵吓出半身冷汗。坐起来一回头,才发现是思琪。他带着哭腔,说他睡不着,想回中队。

我理解他的心情,思琪是98年的,前些日子才刚满十八岁。我让他枕在我的手臂上,把他圈在怀里,思琪才渐渐安静下来。四周,武警、火箭军士兵的灯光交织在升腾的雾气里,想要把黑夜照亮。

出发前,排长特意嘱咐我看好思琪,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是无力的,思琪生性胆小,如果中队人手够,也不会让他来。

天气一热,尸臭浮起来,蒸得人难受。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被轮换下去,因为下去后再上来,就要重新适应这种腐败的味道。

第三天时,武警交通部队的挖掘机代替了大部分工作,在土层上挖出一个个大坑。彭超说这是没有办法了,百万方的土,靠手得挖到明年。

我们守在挖掘机边上,盯着一勺勺土,看见像人的,就喊一声停,然后滑进坑里拼凑捡拾。

从土里挖掘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断肢,有些可能是头天晚上尸体的一部分,这些要靠警察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拼凑。

俊涛告诉我,他现在抬着那些残肢就像抬着一块肉,看不出人的形状,也根本想不出来这人活着的样子。我没告诉他,我也是这样。

晚上,我们在大树下守夜。这里是进入滑坡核心区的最后集结点,向西望,是一片堰塞湖,洪水被房屋废墟堆成的堤坝阻挡。白天,陆军的兄弟划着冲锋舟在上面转了一圈,寻找可以爆破泄洪的点。

我们今晚就要守在这里,防止不明就里的群众进来发生意外。

泥石流肆虐后满目疮痍

作者供图

夜里两点多,水汽蒸腾,宛若灵魂飘荡,一束光线忽然穿过雾气打在我们脸上,又很快闪过去。

彭超冲着黑暗中的光点吼了一声:“哪个?”没有人回答,只听到鞋子踩在泥地里发出的黏腻声响。

彭超拿起身边的丁字镐,示意我们跟上。思琪没有过来,这几天他都有些怪,老一个人发呆。我们没空管他,压低身体朝晃动的光点靠近。

朦胧的雾气中,一个男人的轮廓逐渐出现。彭超喊道:“这里不让进,请你离开。”他没有理会,绕过一根断裂的椽子,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只玩偶。

“我囡噶(女儿)?”他站在那里看着手中沾满泥的布偶,又抬眼看了看四周,“你们要帮我寻着她啊。”说完他就走了。

俊涛没回应这位幸存父亲的请求,他只是把工兵铲丢在地上,半天没憋出一句话。

我们回到树下,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彭超忽然开口道:“八年咯,老子有八年没回过茂县,那是我的家。当初我跟爹妈吵了一架,才跑出来闯,结果08年地震,没等我回去,家都没咯。“

“我刨了一下午,手都刨个稀烂,我妈就在那个里头,我知道,但是没得办法。以前我不回去,骗自己什么都没发生,但是我是四川人噻,吃不惯这里的菜,今年,我要回去咯,我要开个店,再谈个女朋友。”

“么得别个意思,也不是真的吃不惯,就是想跟你们讲讲话。天那么黑,你们又不说话,平时倒屁话多得一批噻,现在又无聊得很。”彭超说完这句,不再言语,沉默重新将我们每个人包裹住。

我在十八岁时,没想过人是会死的。

我和我的那些战友待在一起,谈论性,谈论爱情。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遥远的话题。

那时候,我觉得我壮得像头牛。五公里能跑十七分钟,负重八十斤上十楼,一上午能干四趟。

中队篮球场上有一行字:赴汤蹈火为人民,恪尽职守保平安。

我每餐吃完三碗饭,打着饱嗝经过,一股浓烈的英雄主义就涌上来。我甚至幻想某一天,从火场救出来的某个姑娘会爱上我,像所有电影里演的那样。

俊涛把我的远大志向称为“饱暖思淫欲”,这已经是俊涛能想到最有文化的词语。

入伍前,俊涛是个小工,四处游走,拿着块明码标价的牌子谋生。有活的时候,一天一百五打底,没活的时候,一个礼拜揭不开锅的情况也不少。

入伍之后,他总觉得自己能成为兵王,至少得干到六期士官。他不愿再回去打小工,和泥浆砖瓦混迹,在这里他能够看到希望。

俊涛说起这些时,我们正躲在四楼天台抽烟,那是个好地方,能看见云在天的尽头肆意翻滚。

思琪一般不参与我们的吹牛逼活动,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就像每次训练,他也总是安静地在一边瞎混。

思琪比我们都要小,入伍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初中毕业以后,他在外头混了两年,被他老子逼着来了部队。我们怀着各种理由到了这里,唯一相同的是,除了怕老兵,我们什么都不怕。

有天晚上加练完,我看着自己充血的肌肉,不自觉大吼一声:“老子他妈能在火场三进三出。”

班长超哥过来就给我一脚:“到时候真见到火见着死人别吓尿。”俊涛在边上偷笑,彭超瞥了他一眼,他立马恢复严肃的表情:“他不行,我行!”

2016年年初,我们这批新兵参与执勤的第36天,一个19岁的女孩子从十七楼一跃而下。彭超那时攀在十八楼的外墙上,准备点降将女孩子踹回来。

我们在一旁尝试和她聊天转移她的注意力,俊涛后来回忆总说那个女孩子很好看,穿着裙子坐在窗口上,朦朦胧胧的,他想和她说话,然后把她救下来。

俊涛问她几岁,问她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她没回答,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说谢谢你们。然后窗口的阴影消失了,灼烈的光线一下子充满整个房间,扎得我睁不开眼睛。

俊涛冲到窗口,半个身子扑在外面想要抓住什么。一个老兵大吼一声,冲过去抓住俊涛的腰带把他拽回了房间。

现在我几乎已经忘了那种感受,只记得那天我们拼命地跑下楼,看到女孩脑袋下渗出的血混进尘埃里,我才意识到她死了,不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说,我没事。

俊涛蹲下来把女孩的裙子盖回去,起来时身子一晃瘫在地上,骂了句“操“。

刚下队那会儿,彭超问我能不能适应部队的生活,我说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训练救火。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适应,是对死亡的适应。

我曾试图将这些东西埋进心底,用某种麻木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的消逝。但当我站在车祸中扭曲的人体前面,或者下河捞一个十四岁孩子尸体的时候,我没法不为易逝的生命感到无力。

有一天,俊涛问我,二年兵退伍给多少钱。我问他怎么了,他没回答,盯着手指好一会儿才开口:“想走了,就是不舒服,待着不舒服。眼看着好好的人,忽然就没了,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

中队天台有个马扎,从苏村回来后,我常常跑到那里坐半个小时。有时会遇到俊涛,他看见我上来,就起身离开,留下一地的烟头。如果我来得早,他见着我说一声:“我来收衣服。”扭头就往晾衣场走。

指导员找我们谈心,我说挺好,都习惯了。俊涛也没在他那儿待太久。出来时我问他,指导员说啥了。他摸了摸鼻子说,他让我把思琪叫过去。

我们似乎都在逃避谈论某些事情,仿佛不谈,他们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还是能够穿过黑暗,把每一个生命救下来。

思琪在队部待了有半个小时,他出来时,我和俊涛对视一眼,选择沉默。这些天,思琪瘦脱了像,肉几乎成了他的梦魇,一见到就开始干呕,以至于每次都只吃很少的饭。

他走过我俩,又折回来,没头没脑地问了句:“你们晚上梦多吗?”

我和俊涛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我老闻到那股味道,指导员说我得去看看医生。”

“别瞎想,说不定是你屁股没擦干净。”俊涛试图开个玩笑,但那并不好笑。

“不是那种味道。”思琪一边说一边摇摇头,转身离开了。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俊涛侧过身说:“要是我们能再快点,说不定…...唉,不说了。”

他一巴掌扇在自己脑门上,转过去不再说话。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哪里慢了。

复建后的苏村,大树是我们休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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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末,彭超退伍。临行前的晚上,我们四个躲在天台瞎聊,彭超喝了很多酒,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绕来绕去一个意思:他八年没回过茂县,而明天他就要坐上飞往双流机场的航班,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彭超喝完第八罐啤酒,忽然安静下来。夜晚北风刮得猛烈,我们以为彭超醉倒了,起身准备把他抬回宿舍。

我们背着他,黑暗中他忽然开口:“八年,我不再想咯,我终于认命咯。你们是我的兵,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这样陷在里头。人死了就是死了,你得认。”

彭超退伍的第二天,我们处置了一起民房火灾。火是从一楼堆放预制板的仓库开始烧起,最后蔓延到二楼卧室,将一个孩子团团围住。

中队到达现场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夜幕降临,火在黑暗中呼啸,窜起来又被水枪压下去。情况紧急,队长的命令时至今日也异常清晰:内攻,救人。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进去凶多吉少,但没有办法,我和俊涛是三车一二号员,更是无法推卸责任。人们常说,消防员不该一命换一命,但身穿戎装,只想能救一个是一个。

何况,谁又会想到,自己那么年轻健壮,却可能真的会出不来。于是,当俊涛被倒塌的梁柱砸中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大概是不解的。

俊涛住院的那段时间,起火的人家来中队闹,说我们救援不力,又说我们出警慢。他们在中队门口呼天抢地,试图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们,而我们只能沉默。

队长说:“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们没做错什么,但他们死了孩子。”

我去医院看俊涛,他的右腿被石膏固定着吊起来。我调侃他命大,要是再往上砸点,就嗝屁了。他冲我笑笑,转而问我孩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那天,俊涛抱着孩子从一楼过道往外走,梁柱砸下来时,他一把将小孩护在身下,大概以为能换孩子一命。

“呼吸道和肺都灼伤了,没法救。”我想了想,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俊涛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讲,他把头侧过去埋进枕头里,过了好一会儿,轻声说道:“老子拼了命了,拼了命了。”

2017年9月我离开中队到学校读书,半个月后,俊涛退伍。

我没能亲自去送他离开。电话里,俊涛哭出了声。

他因为大腿的骨折无法继续留在一线岗位,指导员本来想留他在中队当给养员,每天买买菜,至少不用在短时间内考虑生计问题。但俊涛没有答应,他告诉指导员他还是想出去闯闯。

俊涛终究没有成为兵王。离开消防队以后,曾经的小工俊涛成了外卖小哥,虽然累了些,但所幸薪资不低,生命也有了保障,生活也还算有盼头。

思琪留了士官,继续当他的头车号员。这出乎我的意料,但没问他怎么想着要留下来。

我也逐渐开始融入新的集体。我的那些同学,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也不超过25岁,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总队,再分到每个总队的各个中队,继续奉献生命和青春。

这帮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些在新疆的最西边,每次救火都要带着95步枪;有些来自舟山群岛,队里的船比车多,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这些趣事,但每当谈起救灾的经历时,话题总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那些不愿说起的事情立刻会被另外的事情代替。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一样,但大家似乎都把一些事情埋在内心最深的地方。我后来渐渐想明白,我们这个职业,注定是要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也只能在深夜里独自咀嚼。

作者了了,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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