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95岁“致青春”:最忆上海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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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钱马上95岁生日的人,两手拉线向上牵引那个器材,一做2000个。双脚踩踏板前后摆腿那个更猛,照样2000个。

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95岁“致青春”:最忆上海三条路

老钱马上95岁生日的人,两手拉线向上牵引那个器材,一做2000个。双脚踩踏板前后摆腿那个更猛,照样2000个。前不久,骨科大夫制止才停。恋恋不舍。

就走路。一边走,一边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个人唱出千军万马。

午睡起来,奔冰箱,咕嘟咕嘟喝冰水。儿子心里直泛嘀咕:这肠胃,铁打的?

吃大量水果,酷爱到“偷吃”。查血糖,啥事没有。

给他发邮件,往往不超过半小时,便有回复。仿佛一直在线上。

不喜欢别人叫他“钱老”,叫老钱。而且不是随便说说。有人亲见他当面直言:“不要叫我钱老,叫老钱!这是第三次纠正你了,达成协议。”问他究竟为什么?无它,自在些。

老钱大名,钱李仁,做过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过首任大使衔中国代表,英语运用较自如,法语也能使用,翻译过间谍小说,逃过难,挨过炸,见过兵荒马乱,沧海桑田,历事无数,还曾坐火车遭遇脱轨,夜半被剧烈震动从梦中惊醒,后节车厢尾部乘客全部罹难。

他最希望记者写下的,就一件事:上海岁月。

动荡不安的日子,心神不宁的夜

正好是1937年8月13日事变当天,钱李仁一家五口,从镇江坐火车逃往嘉兴。

车票是事先买的。不可能预知上海这一天开战。上车时也不知。只是一路走走停停,不时在小站停靠,过一会儿,便看到满载中国士兵的军列呼啸而过,一列又一列,向上海进发。

到苏州已天黑。旅客还在下车,就骤响空袭警报。一位熟悉站台的乘客指点,月台之间有地下通道。这在当时很少有。就此,全家拎着逃难所携的大包小包,奔通道躲避了一两个小时。坐苏嘉铁路绕过上海直达嘉兴时,已是深夜。

这一天,离他生日,还有一周。13岁的少年,在兵荒马乱的火车站坐等天亮,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出生地嘉兴王店镇。

这是第一次逃难。镇江是当时江苏省的省会,兵家必争,风声鹤唳。逃到老家乡下,一是有些亲人,二是那些复杂的河道港汊,或许临时可避。

动荡不安的日子,心神不宁的夜。在王店从报上看到日军在沪攻势受阻,镇江方面也从起初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宣布9月照常开学,于是举家便又回镇江。

离开不到3个月后,家舍在兵荒马乱中被烧毁,亲人伯母也没逃出,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此时,老钱全家也已二次逃难,北上高邮。

北上,是为了躲避日军之前的主攻方向。然而很快,镇江沦陷、南京沦陷、扬州沦陷,日军已直逼高邮。老钱父亲苦思冥想,四处寻亲,最终决定投向上海一位亲戚所在的公共租界。

老钱熟稔复述当年路线:从高邮,走水路,经兴化,到泰州,再走陆路,过黄桥,去新港,坐船抵上海。从黄桥到新港五十里旱路,老钱坐在独轮车上,车身有些前低后高,两手必须紧紧抓住车架,以免滑下。遇到过“说话很客气”的游击队,也正巧在日军午饭时,溜过无人站岗的街镇。到新港,只见一片瓦砾,废墟上建起的房屋,“不过是一些茅房罢了”。船到上海,“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存留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膏药一样”……

从此,开始了刻骨铭心的15年海上岁月。在这里考进上海中学,在这里参加学运,在这里光荣入党,在这里迎来解放,也在这里,喜结良缘。

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95岁“致青春”:最忆上海三条路

1939年春,在上海正风中学读初三的钱李仁

“砰”一声,楼板都震动了,住在楼上的老人当场倒下过世

很快,老钱便在悠远的记忆深处,精准定位出当年投奔的那位亲戚,在上海开绸庄的地点:三马路(今汉口路)和福建路的交界口。

不久后搬去的拉都路,他也印象很深:“就是今天的襄阳南路,最南端有一个拉都村,最靠近弄堂口的10号房有一间灶披间,就是上海话的厨房。我们一家五口挤在里面,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终年晒不到太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洗手间。”

一家团聚在一单间非常好,但住得太难受。然而“上海周边战火蔓延,住在‘孤岛’再困难,也胜过在日占区做亡国奴”。初到上海时,老钱还曾和哥哥一起睡在过道里,床铺晚搭早拆。

不久再换到山东路福州路一处三层楼顶层的亭子间里,正在一家餐馆灶间顶上。餐馆是常熟风味,“叫化鸡生意特别好,炉火热气、煎炒油气、蒸煮水气日夜熏烤,加上我们入住又正好是夏季,真是尝到了‘水深火热’的味道”。

不久又搬到打浦桥的新兴里,比较正规的弄堂房子,全家住进一处房子的二楼前楼,有个玻璃窗朝南,才终于照见了阳光。生活透出一口气。尽管,在头顶别人家加搭出的阁楼上,人家在地板走动,就像走在他们头上。

记不清那天是一大清早还是晚上了,忽然间“砰”一声响,把头顶这层木楼板都嗡嗡震动了,钱李仁全家吓一大跳。

住在楼上的老人,因病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不幸突发过敏,当场倒下过世。

几十年过去,老钱说起那一下震响,依然声势慑人。

印象极为深刻的还有楼下那条路。

“要饭的,逃难的,带着小孩没地方住的,还有不少流氓小偷,混在里头横行霸道。我们出门去买点东西,进来一路上,要防偷抢,还有要饭的不停拉我们裤腿,伸出手来,要点东西。每天走这个路,很吃力,也很心酸。我妈妈是小脚,她要出来,我们必须有人扶着她。就这样,我在这里住了9年。也是在这附近,打浦桥当时有条小河,我见过日本兵扛着枪在河边走,就赶快躲起来。”老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对上海印象最深的,是三条路,这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条路,他看到了真正的“水深火热”。从这条路出发,钱李仁走向菜市路(今顺昌路),去读上海中学高中部。又走向徐家汇、华山路、十六铺……和同学搞读书小组,做学运工作。没有自行车,就靠两条腿,一步步走上革命之路。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战斗的历程”

80年前的1939年冬,钱李仁秘密加入“学协”,全称是“八·一三”前后曾一度公开活动的“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

次年5月,鲜花开遍原野的日子,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望志路(今兴业路),一处二层阁楼里,钱李仁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便是他对上海印象最深的第二条路。

两次的引路人,都是同班同学吴绍基,望志路阁楼就是他家。

小学毕业,钱李仁以全年级第一名,考进当时镇江最好的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读初一。到上海后,他在家附近的正风中学读完初三,顺利考进上海中学。“遇到不少好老师。”老钱感慨,“物理老师杨逢挺,还有化学老师,都是著作等身的人物。英文老师姚志英,除了正规教材,还自己用心编了一套《英语背诵文选》,不少从英文名著摘选,每篇不到一页,每周学会一篇,第二周当堂点人背,背不出来,就站到角落里。从高一到高三,从不间断。国文老师陶庸生也是,从古代经典和历代名著里,自选了一些篇章带我们学,时常会当场出一个题目,要我们马上写出作文来。”

名师严教。钱李仁学业全班第一。

思想上更为突出。离开镇江时,日机扔炸弹,学校老师已经在教大家要抗日。更早之前,一位表哥在南京上初中,订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看完会寄来。“很快,我自己成为了长期订户,受到很多启蒙。而且从苏北逃难到上海,看到过很多老百姓倒在路边。所以到上海之前,日本鬼子这个‘反面教员’,就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老钱回忆,刚进上中,读高一时,并没人来领导鼓动,“但是我自己发自内心地,已经充满了抗日的想法。”

当时上中面临着一场严峻斗争。汪伪机构想“接管”,不断威逼校方向他们“登记”,不时派人来看一看。见到教室门口“眼镜闪一闪”,钱李仁会大声斥赶:“滚出去!”

吴绍基便教他:光是骂、叫,不够,要把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真正把汪派抵制出去。

比如,“孤岛”书刊禁售严重,同学们渴求课外知识,老钱班上自发成立了一个“不藏图书的图书馆”。大家根据自己家里可以外借的书籍,开出单子,集中编目录,要借哪本就直接找书主。进而,成立一个个读书小组,课后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交流心得体会。老钱说,那是很多同学思想进步的开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天,上中学生举行反汪大会,“基本做到全校发动”,震动沪上各界,多家报社报道。随后,全市100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声明:绝不承认汪伪政权。

老钱说,加入学协就遇上“反汪斗争”,自己上了一堂群众工作的基础课,学到了一点儿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基本功。

2005年吴绍基不幸去世,老钱送去挽词写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战斗的历程,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95岁“致青春”:最忆上海三条路

1951年2月在上海市青委工作期间留影,后排左一为钱李仁,右一为他爱人。

“上海学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第三条老钱印象深刻的路,是南京路外滩。

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好几次,在这里战斗在一线。

作为现场指挥者之一,招呼学生群众,避开军警的直接打击,有时还救人。1948年抗议英军暴行打死两名中国人那次,上海两万多人在外滩英国领事馆愤怒示威。四名代表被英军警扣留,两位设法冲了出来,钱李仁迅速组织门外的队伍,加派几人进去,把另两名代表救了出来,同时组织外面的群众队伍,在外围布置好岗哨,以应对大批地方军警。

同年,还有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斗争,也是在这里。面对敌人凶残抓捕殴打,斗智斗勇,震动全城。

现场和他站在一起的,是“老领导”吴学谦。

此时吴学谦是学协副书记,他是学协下属的上海学联党组书记。

早在1941年夏,吴学谦便是钱李仁所在上中党支部的上级联系人。1944年,老钱已调入一个中学区委工作,从解放区回到上海的吴学谦又成为上级联系人。两次都给老钱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一次,在吴学谦出席会议并具体指导下,上中支部发起“助学运动”,帮助困难同学解决学费书籍,在“客观环境变得最困难的时候,反而迎来了‘重新打开局面’的契机”。老钱感慨:“这一点说来难以置信,但确是历史事实。”其中关键,是唯物辩证,善于、敢于“从不利条件中看到转化为有利因素的实际可能性”。到1942年夏,支部从1940年只剩3名党员,短短两年翻了15倍,发展到50人左右,升格为总支。

后一次,把“助学运动”扩展到全市,同样成效良好。

对吴学谦,老钱一直心怀感念:“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我受他启发教育最多。他在上海领导我们搞学运,很讲工作方法,组织党内讨论,估计几种可能,总是会先认真请大家发表意见,你说说,他说说,然后拿出自己的一套分析和部署,主要打哪块。我听了心里很服。”

老钱儿子笑道,听父亲说起过,当年进行地下斗争,并非像现在一些影视剧演得那样,那么有戏剧效果,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与日常,需要扎实细致的点滴积累,需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需要同呼吸共命运,能与大众思想情绪的脉搏一起跳动,需要及时把握时机、敏锐判断,需要勇敢与巧妙,许多时候也不能逞一时意气,需要韧性与坚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局强迫沪上学生学日语。上中学子开始是零零星星的个别抵制,后来发展到有班级派人放哨,一见日本教员走上老师们通常走的中间楼梯,便立即发出信号,全班从旁边楼梯离开。气恼的日本教员放出狠话,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教务主任一边协调,一律给60分,一边和爱国老师一起,促使学校与日方讨价还价,调整日语课的设置和时间。就这样,尽可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多少刹掉一点日语教师的威风”。像这种事例,可能没有影视里那么惊心动魄,却是历史的真实。从切身利益的日常事件中,日积月累,真切赢得人心。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老钱找出1938年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致函上海市学生协会的复印件,动情回忆热血往事。“九一八”七周年,上海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各界劝募了10万件寒衣。学协派代表去皖南慰问新四军,献上锦旗:“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到1939年,上海中等以上的学校,65%都参加了学协……

一家权威媒体跟进报道的标题是:《上海学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95岁“致青春”:最忆上海三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团中央礼堂前的合影。左起为鲍奕珊(曾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委员会委员、书记),吴学谦(曾任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琦涛(曾任中共上海学委委员兼中学委书记),钱李仁。

“我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上海这段岁月”

儿子问老钱,1978年,您是怎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这是41年的“未解之谜”。当时老钱定下出国,儿子都不知道。那年9月开学,儿子如常去中学,第一天照例是打扫卫生,便认认真真参加,直到打扫完了才被发现,赶紧告知:你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转到另一所中学了。转学,是为了有人管他,母亲也在国外工作。

这便是老钱的工作风格。

秘书说过一个细节:老钱上世纪80年代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每个月会主动去缴纳,自己办公室的座机里,用于私人事务的电话费用。

这次临别,电梯口说起,向老钱求证。他点点头,说是。

临出门前,记者请他留步。老钱儿子和同去者异口同声:不用劝阻,他是一定要送到电梯口的。虽然耄耋之年,难以大步,但老钱步伐连绵,身躯快速向前移动,一点不落人后,脚下虎虎生风。

1993年12月22日,钱李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说出一段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话”:“现在看来,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将不是再出现一种新的支柱性制造业(例如像汽车工业那样),而很可能(至少目前的统计数字初步显示出来)是‘信息产业’。”

有评论称,在当时,99%的中国人都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

1994年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又连载钱李仁文章《从“信息高速公路”看美国信息业》。两个月后,中国才第一次实现和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

1995年1月18日,他更是大胆发文,和一位院士辩论。院士主张《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老钱认为互联网“不开通则已,一开通,它只能是高速的。因此,在描述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循序渐进时,似以不用‘信息低速公路’或‘信息中速公路’之类的术语为好”。

那时的老钱,已年届七旬。

今年,互联网诞生50周年。这也是记者采访他的最初缘由。老钱这样回复邮件:“当时是经领导批准去美国探亲,闲来无事,翻翻当地的报刊,读到不少涉及网络通信的新闻和论述;那时还很少传到国内。我对网络通信之类从未研究,但对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很愿意想一想,发点议论。现在年事更高,发不出什么议论了,就此向你报告。”

95岁的他,现在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雷打不动,下楼锻炼一小段。原先,下午还有一小段。近来天热,儿子担心,也就不去了。

他笑声爽朗,毫无忌讳地打趣自己:差不多能够发生的出行事故我都遭遇了,在埃及坐火车脱轨,在阿尔及利亚坐汽车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没有碰到过,他们因此不敢让我坐飞机……

他认真看向记者,说:“我现在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在上海这段岁月。我们虽然没有扛起枪杆,不是直接打仗,但就像毛主席曾经评价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

他拿出一张打印好的纸,大声念出,毛主席在1947年一篇社论的那段话:“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这篇文章的网络搜索、下载保存、打印装订,全是他自己前一天晚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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